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：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，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著有《苦難輝煌》《浴血榮光》等，曾獲中宣部“五個一工程”獎、軍隊科技進步獎、國務院新聞辦“中國國際新聞獎”等。

◆中國革命從來不是一場被看好的革命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也從來不是一個被看好的政黨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樣從來不是一條兩邊鮮花盛開、中間鋪上紅地毯的道路。過去如此，今天如此，今后恐怕也是如此。

◆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韌性，從根本上說源于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韌性。近代以來，沒有哪一個政治團體像中國共產(chǎn)黨這樣，擁有如此眾多為了胸中的主義和心中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、前仆后繼、義無反顧、舍生忘死的奮斗者。

◆毛澤東是當時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人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解決了“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存在”這個中國革命最根本問題的領導人；只有毛澤東的道路，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；中國共產(chǎn)黨能從中國政治舞臺的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臺的中心，毛澤東居功至偉。

◆救亡不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發(fā)起的，但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完成的。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宣示救亡命題的終結和下一個命題的開始。也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起，中華民族開始經(jīng)歷百年復興。前一百年救亡，后一百年復興。

從臺北市長柯文哲參觀中共一大會址說起

理論周刊：金教授，您好！我們黨已經(jīng)走過96年的非凡歷程。回顧歷史特別是拜讀了您的大著《苦難輝煌》之后，我們更加切實感受到“中國共產(chǎn)黨是偉大的、光榮的、正確的黨”這句話的豐富內(nèi)涵與思想價值。那么，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，您對中國共產(chǎn)黨最直觀最深刻的認知是什么？

金一南：

2015年8月，臺北市長柯文哲來大陸，到上海提出要看中共一大會址。他自己說已經(jīng)來過大陸十八次，除新疆、東北外，其他省幾乎都去過。他來大陸不是看大熊貓，不是看兵馬俑，不是爬萬里長城，也不是吃滿漢全席，而是去井岡山、遵義、延安、西柏坡——這些紅色景點被他跑了個遍。

柯文哲說：“去延安，是因為這里是共產(chǎn)黨走向成功的地方，可以從頭、從根源上學習共產(chǎn)黨的成功經(jīng)驗。”他說中共一大會址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毛澤東那八個字：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這就是我們紅色文化、紅色道路的力量。

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，被西方稱為“紅色中國”“共產(chǎn)黨中國”“赤色中國”，他們以為前面加的定語是會變的，過一段時間可能就不是紅色、不是共產(chǎn)黨了。但是，誰能想到當年被稱為“紅色中國”“共產(chǎn)黨中國”的新中國能發(fā)展到今天這個地步？！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中國人民創(chuàng)造的中國奇跡舉世矚目。

理論周刊：您講過外國軍官來中國也提出要參觀中共一大會址，而且特別在意他們國家對中國革命的幫助。可否請您談談這方面的具體情況？

金一南：

講一個我親身經(jīng)歷的事情。21世紀初我們辦國際軍事交流班，西方發(fā)達國家的軍官也來學習。一次，我們帶他們在山東參觀，去了泰山、曲阜、青島。離開青島的時候，澳大利亞空軍上校率先質疑，說：“我們在山東看的都是你們安排好的，到上海能不能你們不要安排了，我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”我們研究后同意，在上海第一天的活動安排取消，滿足他們的要求。

那天，我們一個人帶兩三名外籍軍官活動。我負責帶兩個人：德國軍官漢斯和法國軍官路易。我對他們說：“今天就我們?nèi)齻€人活動，你倆想看什么，我們就看什么。”

這兩個軍官都是第一次來上海，原以為他們要去看浦東、看陸家嘴，沒有想到漢斯首先提出想看孫中山故居。我當時真有點吃驚，就問漢斯：“你怎么知道上海有孫中山故居啊？”漢斯說：“孫中山在中國革命中最早引進德國顧問，我們德國人對你們中國革命是有幫助的。”

可見，他們很有歷史感，看來訪問前已經(jīng)做足了“功課”。到了孫中山故居，我就問法國軍官路易：“第一個建議給了漢斯，第二個建議你提，想看什么地方。”路易的建議更讓我大吃一驚，他提出要看中共一大會址，說：“你們不要忘記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是在法租界成立的。”我瞬間才意識到，我去過幾次但卻沒有意識到這里曾是法租界。

路易說：“當時你們共產(chǎn)黨很危險，到處抓你們，法租界很安全，你們在法租界成立的共產(chǎn)黨，現(xiàn)在你們搞成這么大局面，一定不要忘記我們法國人的貢獻。”我這才明白他要看中共一大會址的緣由：在你們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可是注資了的，你今天能給我們什么報償呢？我對他說：好的，到了中共一大會址，你可要好好看看。

中共一大正在開會時被租界包打聽發(fā)現(xiàn)，幸虧代表們在共產(chǎn)國際代表馬林的建議下迅速轉移，當法國巡捕沖進來抓人時已經(jīng)人去屋空。我跟路易說你好好看看，我們還感激你？新生的共產(chǎn)黨差點被你們一網(wǎng)打盡了！路易說：“真不知道還有這個事情？真是對不起啊！”

從這個事情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今天中國共產(chǎn)黨在世界的影響力。正因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是成功者，是勝利者，所以這些德國的、法國的軍官才會想方設法尋找他們與中國革命曾經(jīng)發(fā)生過的關系。

反而是我們自己有很多人，甚至一些共產(chǎn)黨員都覺得我們今天除了向西方學習，好像沒有別的什么東西可學了。今天社會上盛行“心靈雞湯”，即使僅僅從成功學的角度來說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歷史難道不是一部最大的成功學嗎？

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韌性源于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韌性

理論周刊：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期間曾引用《莊子》中的一句話：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必巨。

作為中共一大代表，毛澤東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見證了我們黨由小變大、由弱變強的歷史過程；作為偉人，他見微知著，對中國革命未來發(fā)展態(tài)勢有科學的認識。

當一個事物處于極端弱小、充滿困境的狀態(tài)時，還能看出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(fā)展前景，將來必定能夠形成燎原般的態(tài)勢。

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革命力量遭到了反動勢力的聯(lián)合絞殺和殘酷鎮(zhèn)壓。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土地革命戰(zhàn)爭初期，黨內(nèi)有不少人產(chǎn)生過悲觀情緒，提出了“紅旗到底能打多久”的疑問。

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這八個字今天說起來容易，可是在當時肯定十分艱難吧？

金一南：

中國革命從來不是一場被看好的革命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也從來不是一個被看好的政黨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樣從來不是一條兩邊鮮花盛開、中間鋪上紅地毯的道路。過去如此，今天如此，今后恐怕也是如此。機緣、時運、竅門從來不屬于這個事業(yè)。只有依靠不屈不撓的堅韌、義無反顧的頑強、前仆后繼的犧牲。過去的革命如是，今天的改革依然如是。披荊斬棘，特立獨行。什么叫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韌性？這種韌性又從何而來？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韌性，從根本上說源于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韌性。近代以來，沒有哪一個政治團體像中國共產(chǎn)黨這樣，擁有如此眾多為了胸中的主義和心中的理想，拋頭顱灑熱血、前仆后繼、義無反顧、舍生忘死的奮斗者。他們不為官、不為錢，不怕苦、不怕死，只為主義，只為信仰。他們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展現(xiàn)了空前頑強的生命力和戰(zhàn)斗力。

我們從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人生軌跡，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個黨的發(fā)展過程何其艱難。這13名代表中最年輕的是北京小組成員劉仁靜，當時年僅19歲。

20世紀80年代初，我們一位教授采訪他，請他談一談參加中共一大的感受，此時劉仁靜已是最后一位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。已經(jīng)80多歲的劉仁靜說了這樣一句話：“根本沒想到是這么重要的一次會。”

是啊，就當年的情況看，不就是到上海開個會嗎？誰想到是這么重要的一個會。會議開完后，13個代表中走的走、散的散，各奔東西。

1922年陳公博脫黨，1923年李達脫黨，1924年李漢俊脫黨，1924年周佛海脫黨，1927年包惠僧脫黨，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，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。13個人中脫黨和被開除的有7人，半數(shù)以上出了問題，其中陳公博和周佛海還當了大漢奸。

中共一大代表與大漢奸聯(lián)系起來，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歷史命運？張國燾是中共一大執(zhí)行主席，宣布大會開幕、宣布中國共產(chǎn)黨成立、宣布大會閉幕的都是張國燾，最后竟然當了國民黨軍統(tǒng)特務。

中共一大執(zhí)行主席和國民黨軍統(tǒng)特務聯(lián)系起來，這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歷史命運？這7個人不管當漢奸的、當叛徒的、自己走掉的、被黨開除的，假如歷史是可知的，作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發(fā)起人，他們要是知道自己參與創(chuàng)建的這個黨在28年后奪取全國政權，還會做出這些糊涂事嗎？

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艱難困苦，根本不需要無中生有、妙筆生花或者添油加醋，僅僅從中共一大13名代表各自的走向，就可以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！而中國共產(chǎn)黨能從中國政治舞臺的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臺的中心，毛澤東居功至偉。

中共一大張國燾是執(zhí)行主席，毛澤東不過是書記員。什么叫書記員？就是負責會議記錄。中共一大毛澤東就負責會議記錄。當年一大代表中，從年齡、學歷、出身、影響力等方面來看，毛澤東都沒有優(yōu)勢，但最后成為中共中央核心的是毛澤東。

“我不去住高樓大廈，我要上山跟綠林交朋友”

理論周刊：今天我們都熟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開創(chuàng)的“農(nóng)村包圍城市，武裝奪取政權”這條革命道路，是一條不同于蘇聯(lián)“老大哥”革命經(jīng)驗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。那么，毛澤東是如何“尋路”的呢？

金一南：

一個人在歷史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，極其罕見。毛澤東的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(chǎn)黨、中國人民解放軍、中華人民共和國緊緊相連。毛澤東是什么人？他是共產(chǎn)國際選定的領導人嗎？不是。他是黨的上一位領導人選定的接班人嗎？也不是。毛澤東長期處于中共中央的邊緣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從1921年建黨到1935年遵義會議，歷經(jīng)14年。這14年間，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、瞿秋白、向忠發(fā)、李立三、王明、博古，基本上都是把共產(chǎn)國際指示教條化、把蘇聯(lián)經(jīng)驗神圣化，在他們的領導下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撞得鼻青臉腫，磕得頭破血流。

1935年1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對毛澤東的選擇，不是山頭平衡的結果，不是派別妥協(xié)的結果，而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對勝利的選擇。因為14年實踐證明，只有毛澤東的道路，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，不是還有一條什么道路也能勝利。都試過了，都不行。

毛澤東是當時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人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解決了“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存在”這個中國革命最根本問題的領導人。毛澤東認為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首要的、最關鍵的條件，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(zhàn)爭，即軍閥混戰(zhàn)。就是這個關鍵性條件，使中國革命能在夾縫中生存、發(fā)展、開花、結果，直至最后勝利。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強勁推動力。

1927年八七會議以后，中央領導要毛澤東去上海機關，毛澤東說：“我不去住高樓大廈，我要上山跟綠林交朋友”。秋收起義后，毛澤東要把隊伍拉上井岡山，有人不同意，說：“上山做山大王去了，這叫什么革命？”毛澤東回答說：我們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，是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，有主義、有政策、有辦法的山大王。還說：你們算一算，哪一個朝代消滅過“山大王”？哪個皇帝真正統(tǒng)治過這些地方？就是要找敵人統(tǒng)治薄弱的地方生存、發(fā)展，最后方能成大氣候。可以說，“就是要找敵人統(tǒng)治薄弱的地方生存、發(fā)展”這一獨特思路，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個起源。一個偉大的思想，在最黑暗、最困難的環(huán)境中萌芽于中國大地。

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2萬多人，兩個月后剩800人；1927年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，20天后5000人剩1000人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隊伍不是從勝利走向勝利，而是從慘敗走向勝利的。

毛澤東所說的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也不是1949年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才講出來的，1930年初中國革命處于那么困難的情況，毛澤東就史詩般地發(fā)出預言——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

他了解透了中國社會，看透了中國國情。也只有在這一基礎上，才可能產(chǎn)生出奪取勝利的全部方略，并對這一最后的勝利堅定不移。

南昌起義時朱德不是主要領導，卻最終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

理論周刊：南昌起義是我黨創(chuàng)建人民軍隊、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端，朱德在南昌起義中并沒有處于核心位置，當時他在南昌起義中發(fā)揮了怎樣的作用？是什么奠定了朱德后來能夠成為“紅軍之父”和十大元帥之首的地位呢？

金一南：

當年八一南昌起義領導班子里沒有朱德。南昌起義的前委書記周恩來講：朱德是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。他沒有講朱德是個很好的領導。陳毅回憶說：朱老總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，也沒有人聽他的話，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。

南昌起義當天大家都在忙著指揮部隊、調(diào)動部隊，前委書記周恩來給朱德分派的任務是與當?shù)伛v軍兩個團長喝酒，負責把他倆灌醉。起義部隊南下，周恩來分派朱德打前站，當開路先鋒。為什么把朱德放最前面？因為起義部隊穿過江西期間，擋道的都是滇軍，朱德做過滇軍的旅長，跟他們比較熟，利用朱老總與舊軍隊的關系，讓他們把路讓開。穿過江西到了廣東后，前面擋道的不是滇軍而是粵軍了，又把朱德放到隊伍最后，因為后面追擊的還是滇軍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南昌起義過程中朱德并沒有承擔主要工作。

起義部隊在廣東三河壩召開會議，即軍史上著名的“三河壩分兵”：周恩來、賀龍、葉挺、劉伯承、聶榮臻等帶領主力南下作戰(zhàn)，奪取海陸豐，朱德則負責在三河壩殿后，葉挺將二十五師臨時交給他指揮，在三河壩頂三天三夜，就算完成任務。朱德指揮部隊在三河壩頂了三天三夜，部隊傷亡六七百人，還剩兩千多人。任務完成準備南下，剛剛把部隊集中，南下的兩百多官兵跑回來了，向朱德報告：主力南下作戰(zhàn)，全軍覆沒，領導人分散突圍，全部南昌起義部隊，就剩留在三河壩這兩千多人了。消息真似晴天霹靂，部隊大亂，很多人說：主力都沒了，我們待在這干什么？散伙算了！

關鍵時刻是朱德站出來，說：大家不要散，我們還有人有槍，就一定有辦法！朱德當時勉強把部隊控制住，但隊伍一邊走，人還是一邊跑。走到江西安遠天心圩，兩千多人跑得只剩八百。高級領導干部或先辭后別，或不辭而別。中央接到報告：“師長、團長均皆逃走，各營、連長亦多離開”。師以上軍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，政工干部一個不剩。團級軍事干部只剩王爾琢，政工干部只剩陳毅。隊伍面臨一哄而散之勢。

我們今天回頭看，那真是中國革命千鈞一發(fā)之時。這800人要是散掉了，南昌起義片甲不留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到哪里尋找自己的奠基？尋不著奠基，沒有了武裝斗爭，中國革命怎么勝利？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朱老總居功至偉。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，朱德說：“大革命是失敗了，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！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。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；不革命的可以回家！不勉強！”朱德的信心與激情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干部戰(zhàn)士。

陳毅后來說：“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，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、灰心喪氣的時候，指出了光明前途，這是總司令的偉大。”什么叫力挽狂瀾？這就是力挽狂瀾。這支800人的隊伍中，沒有幾人能想到22年后百萬雄師過大江、奪取全國政權。但每一個自愿留下來的人，從朱德身上都感受到了革命一定勝利的信念。當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義領導人，哪一個能夠想到，起義過程中并未擔負主要領導、后來留在三河壩擔負殿后任務的朱德，收攏南昌起義殘部堅持斗爭，從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軍人：中國工農(nóng)紅軍總司令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。朱德于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權威，誕生于南昌起義的滅頂之災過程中。

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，排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，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，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，十大將之首的粟裕，1927年10月都站在南昌起義這800人的隊伍里面。這800人最終成為顛覆蔣家王朝的基本班底——解放戰(zhàn)爭國共決戰(zhàn)時，指揮遼沈戰(zhàn)役、平津戰(zhàn)役的林彪，指揮淮海戰(zhàn)役的陳毅、粟裕，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人的隊伍里面。

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武裝力量，是在極端困難的環(huán)境下堅持下來的，朱德為中國革命作出重大貢獻。毛澤東、朱德都是極富歷史自覺的領導者。什么叫歷史自覺？就是歷史主動性和在重大轉折關頭的歷史擔當。具有這樣素質的領導者，不是簡單地順應歷史，而是主動地創(chuàng)造歷史。

中國共產(chǎn)黨是一個斗爭的團體、戰(zhàn)斗的團體、奪取勝利的團體

理論周刊：您在《苦難輝煌》一書中說道：“物質不滅。宇宙不滅。唯一能與蒼穹比闊的是精神”。無論是過去、現(xiàn)在還是將來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“斗爭精神、愚公移山精神、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和敢于勝利精神”，都指引著我們戰(zhàn)勝一個又一個困難，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。在長征途中，毛澤東寫下了“山，快馬加鞭未下鞍。驚回首，離天三尺三”這樣充滿英雄氣概的詞句，彰顯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不懼艱險、一往無前、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斗爭勇氣。正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不斷斗爭和戰(zhàn)斗，恢復了中華民族尊嚴，震懾了各種外敵和分裂勢力。

金一南：

2016年5月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，習近平總書記特別講到了文化自信問題。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包含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。

對于中華文化的構建，最突出的就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中國革命，給中華民族注入了全新的激情、全新的尊嚴、全新的血性。特別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1950年跨過鴨綠江，抗美援朝、保家衛(wèi)國，使新中國政府成為1840年以來包括大清王朝、北洋軍閥、民國政府在內(nèi)歷屆中國政府中，捍衛(wèi)民族國家利益最勇敢、最堅決、最能英勇奮斗、最能奪取勝利的政權。

一個國家在生存、獨立、經(jīng)濟財富這三個基礎上，才加入第四種國家利益，那就是集體自尊。集體自尊是最大的凝聚力。一個國家沒有集體自尊，就會一盤散沙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勝利，為全體中國人帶來的最大成果就是集體自尊。

就如毛澤東所說：中國必須獨立，中國必須解放，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，自己來處理，不允許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。這就特別說明了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從來不是一個妥協(xié)的團體，一個“老好人”團體，而是一個斗爭的團體、戰(zhàn)斗的團體、奪取勝利的團體，這才是這個黨力量的來源。

理論周刊：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，走的是和平發(fā)展的道路，但是國際關系問題上有句老話“弱國無外交”，可見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是中國為世界和平負責的基礎。您是如何看待責任與實力之間的關系的？

金一南：

今天我們國家經(jīng)濟實力發(fā)生巨大變化，與毛澤東時期、鄧小平時期完全不一樣了，需要在更大范圍維護國家安全。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經(jīng)濟總量快速增長，躍居世界第二位，進出口貿(mào)易量占國民經(jīng)濟總量由5%上升到40％。今天我們必須保護日益擴大的經(jīng)濟空間，保護海洋運輸通道安全，海外資產(chǎn)安全，海外資源市場和產(chǎn)品市場安全，海外僑民和勞工安全，外層空間及電磁頻譜空間安全，以及我應有的海洋權益。這些都是全新的安全問題。

2008年中國海軍前往亞丁灣巡航，為什么？中國經(jīng)濟發(fā)展使然，我們現(xiàn)在每年通過亞丁灣的貨輪三千多艘，必須保證它們不被海盜劫持。我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，什么叫負責任？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有效保護，怎么承擔地區(qū)責任乃至世界責任? 所以，一定要有實力的支撐。毛澤東講過積極防御，什么叫積極防御，所謂積極，就是毛澤東講的“防御中的進攻，持久中的速決，內(nèi)線中的外線”，我們現(xiàn)在正在大范圍轉入外線。中國的面貌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關鍵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。我們過去獲得了驚人的勝利，今后也一定能夠獲得這樣的勝利。

習近平總書記強調(diào)：

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(fā)展道路，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，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，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，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?lián)p害我們主權、安全利益的苦果。

這是我們清晰、明確、準確地向世界發(fā)出的信號。

1840年以來，中華民族歷經(jīng)百年救亡：從林則徐的禁煙運動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，從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、梁啟超的戊戌維新，從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，所有先進中國人的所有奮斗，就為三個字：“救中國”，挽救民族命運于危亡。救亡不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發(fā)起的，但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完成的。

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宣示救亡命題的終結和下一個命題的開始。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起，中華民族開始經(jīng)歷百年復興。前一百年救亡，后一百年復興。前一百年歷經(jīng)坎坷，后一百年依然如是，但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不懈追求，這是一代一代承傳的不熄的火炬。

中國共產(chǎn)黨歷史是一部最大的成功學，可以說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從苦難深重走向繁榮富強的一個縮影，也是對“人間正道是滄桑”的一種深刻詮釋。

來源：北京日報